无论是在电影版还是电视版的《大决战》中，关于双方军队统帅部的所在，军事和历史爱好者都耳熟能详，一个在六朝繁华古都的南京，一个在河北的小山村“西柏坡”。正是在这个小山村里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指挥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三大战役，彻底打败了几百万蒋军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。

西柏坡因此与瑞金、井冈山、遵义、延安一起，并称为“五大革命圣地”。

在此期间的年10月底，还发生了傅作义派兵企图偷袭西柏坡的事件，为了敷衍老蒋命其抽兵增援东北的命令，傅作义挖空心思搞出来一个作战方案，计划以所部第94军和新编第2军共计5个师的兵力，加强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和工兵部队，秘密经保定南下，对西柏坡实施偷袭，并阴谋将石家庄夷为平地。

老蒋对此大加赞赏，甚至把增援东北的事都抛在一边，可见对西柏坡这个小村庄的仇视之深。而由于地下党及时掌握了敌人企图偷袭西柏坡的计划，毛主席得以用“空城计”吓破敌胆，加之我华北军区部队的紧急回援，石家庄和西柏坡才转危为安，《大决战》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，敌第94军军长郑挺锋最终落荒而逃。

许多人一定不解，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原本是在陕西北部的延安，又是如何从陕北辗转到达河北省的西柏坡，又为什么选择这个小山村作为战争指挥中枢所在地呢？

一、“延安时期”的准确时间段。

我们经常看见的一个名词叫作“延安时期”，也就是党中央和人民军队总部留驻陕北的十三年，它的开始时间是从中央红军主力“陕甘支队”到达陕北吴起镇算起的，准确时间是年10月19日。但是必须要注意，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早期，延安还不是“红都”，因为它尚控制在东北军手中，一度还是红军和东北军对峙的前线。

所以党中央最初落脚在陕北的瓦窑堡、保安等城镇，直到“西安事变”以后的年1月13日，随着东北军的撤退，党中央才正式进驻延安。半年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，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延安指挥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争，这里也被誉为“中国革命的大本营”、“红色圣地”等多个美名。

年8月日本投降后，毛主席也是从延安飞赴重庆谈判，它因此成为党中央、人民解放军总部很长一段时间的驻地，即便是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年6月，延安仍然是没有敌情的。期间周公率领的代表团一直在南京与对方谈判和周旋，谈判彻底破裂后，年11月19日，周公率代表团直接返回了延安。

但是延安的宁静，在年3月被胡宗南进攻的炮声打破了，由于在半年多的战争里不断损兵折将，老蒋在这个时间点，已经不得不从“全面进攻”转为“重点进攻”，两个矛头分指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。由于敌我力量悬殊，我军主动放弃延安是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，因此党中央、解放军总部机关于3月27日撤离了延安。

所以“延安时期”其实是个泛指，而党中央驻在延安的准确时间段，应该是从年1月到年3月，整整十年的时光。

（胡宗南剧照）

二、中央机关在险境下一分为三。

胡宗南来势汹汹，所部中央军再加上西北地方军阀的部队，敌人的总兵力总计有23万余人，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我“西北野战兵团”只有区区余人，在如此敌强我弱的危险情况下，党中央在陕北地区的安全也面临极大威胁。

年3月29日的夜里，撤出延安的党中央在清涧县枣林子沟村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研究党中央的去向问题。当时最安全的去向，当然是东渡黄河前往山西或河北的解放区，但是为了牵制胡宗南的兵力，为全国其他战场减轻压力，毛主席表示坚决不离开陕北，一定要带着精干的指挥机关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黄土高原上“兜圈圈”。

但是此行极具危险，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，毛主席提议“五大书记”分成两部分活动，而中央机关则要一分为三。

即以毛主席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组成“中央前方工作委员会”（简称中央前委），率少数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，坚持留在陕北高原上与敌人周旋；同时以少奇同志、朱老总（另有董必武等老同志）组成“中央工作委员会”（简称中央工委，少奇同志为书记）东渡黄河，前往晋西北或其他合适地点开展工作。

另外还成立了由叶剑英、杨尚昆、李克农等组成的“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”（简称中央后委），进驻晋西北的临县地区，统筹解放战争的后勤和情报工作。可以发现，毛主席在险恶的环境下有此提议，是“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”的考虑，即使任何一个工作委员会在安全上出现问题，也不致影响党中央对全国的统一领导。

毛主席的提议得到一致通过，于是人员少而精干的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，而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机关的大批工作人员，则分批渡过黄河离开了陕北。

三、朱德的秘书选中了西柏坡。

少奇同志和朱老总率领的“中央工委”渡过黄河以后，曾经在多地落脚，后来辗转到达平山县封城村，但位置和条件都不甚理想。为了给中央工委机关寻找更合适的办公和生活地，朱老总派出秘书潘开文、卫士长齐明远在华北军区的副官处长，负责选址工作，三个人接令后骑马出发，带着地图沿滹沱河向上游侦察。

结果顺着河走出了60多里，几乎把沿岸的所有村庄都看了个遍，仍然没有找到理想的地点。三个人无奈之下渡河上山，站在高处眺望附近的地形，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座村庄，不由眼前一亮：这个村子背枕大山，面临汹涌的滹沱河，西接巍巍太行山，东连华北大平原，并且村里长满了桃树、梨树、杏树和枣树，一片郁郁葱葱。

潘开文大喜过望，一边说着“这真是个好地方”，一边带着另外两位同志打马进村，详细了解情况。

（老蒋到了延安）

原来这个村子名字叫“西柏坡”，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，不过村民倒还比较富裕，房屋多为土木结构，并且是沿着山脚排开，而不似平原地区那样房屋成片，经过详细考察和讨论，潘开文等人总结出西柏坡村独有的四大优势：

一、西柏坡的房屋数量有一定规模，并且能够适度集中，不仅能满足中央工委的驻地需求，日后如果再增加一些机关和人员，也能容纳得下。

二、交通便利，距离华北各个解放区都不远，方便中央工委和华北军区以及各解放区联系。

（任弼时剧照）

三、村子不大并且跟其他村庄都有一定距离，便于保密，而村子后面的山则便于防空和隐蔽。

四、村子里面的一些房子，虽然在抗战时期被鬼子给烧毁了，但全是石头地基，容易修复，可以扩大办公和生活面积。

潘开文随即手绘了一张简易地图，并在空白处写下了几行小字：地理位置适中，正是大山与平原的交界处，能进能退，能攻能守，进可通向华北各大城市，退可固守太行。

四、毛主席早就知道西柏坡。

潘开文等三人立即折返，向中央首长们进行汇报，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一边看着地图，一边听潘开文的解释和说明，听着听着少奇同志突然问道：“西柏坡是不是出白毛女故事的那个村子？是不是还有个柏树传说”？

潘开文一时被问住了，脱口道：“您去过那里”？少奇同志摇摇头：“我没有去过，是听毛主席讲的”。原来，早在年党的“七大”期间，首长们在一起闲聊时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专门介绍过这一带的风土人情，大家听得很有兴趣。

当时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正包围和封锁着陕甘宁边区，毛主席很有前瞻性地问在座的高级将领们：“倘若我们战斗失利，中央往哪里退却”？聂荣臻当场回答说：“要是我们打输了，就退到晋察冀根据地去”！

（聂荣臻剧照）

聂司令员具体介绍说：那里到处是高山大岭，林深草密，便于打游击。太行山连绵数百里，水草肥美，安得下千军万马，还怕容纳不下我们中央机关几千人？有同志问道：“具体是什么地方呢”？聂容臻很有信心地说：“平山嘛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俗话说，阜平不富，平山不贫呐”。

而就在“七大”的献礼演出上，鲁迅艺术学院根据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“白毛仙姑”的民间故事传说，加工改编出了歌剧《白毛女》，其故事发生地就在平山地区。有关白毛女、杨白劳、黄世仁等人物角色的这个故事，年龄稍大点的读者都比较了解，这里就不赘述了，总之聂荣臻的介绍和鲁艺的歌剧，都给毛主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所以毛主席在清涧县枣林子沟与少奇同志分手时，曾经就中央工委的选址问题，专门提到过：“你们可以先到白毛女的故乡去看看”，而潘开文等同志最终寻觅到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合适的西柏坡，堪称是不谋而合。

五、“中央工委”进驻西柏坡。

那么西柏坡的村名究竟是怎么来的呢？有两种说法，其一就是少奇同志口中的“柏树传说”。相传很早以前，太行山东麓因为战乱和天灾，百姓死伤殆尽荒无人烟，土地也变得荒芜起来，唯有在平山县城以西60多里的滹沱河北岸，在山峦环抱之间，有一块河谷平原是个异数。

这块小平原北山的半山腰有两颗巨大而古老的柏树，显得生机勃勃。后来，从山西洪洞县迁来几户庄稼人，便在此地扎下了根。这些农民把两棵柏树上的柏棱壳摘下来，洒在了两边的山坡上，不几年满山遍野都长出了小柏树，因此无论春夏秋冬，山上都是一片青翠。

而村民们当时的房舍，就建在柏树坡的西头，遂有“西柏坡”之名，当然“柏树传说”的真伪已无从考证。而另外一种说法，是西柏坡始建于唐代，因那两棵大柏树而得名“柏卜”，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，民国年间的年，该村一位教书先生将“卜”改为“坡”，又因与“东柏卜”村相对而居，遂改名为“西柏坡村”。

不管源于哪个说法，总之西柏坡由于依山傍水，确实是土地肥沃并且物产丰富，被称为太行山下的“鱼米之乡”。

这样一处充满灵气的地方，自然很快就通过了中央首长们的初选，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中央工委再派潘开文陪同中组部等单位领导前往西柏坡，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，少奇同志还派出了自己的秘书廖吉言随行。

第二次考察除了地理位置以外，主要调研这一带的党建工作、群众基础等政治环境，毕竟作为中央机关的驻地，这些实在是马虎不得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平山县是革命老区，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，到年全县党支部已有个，党员也从年的60人发展到人，群众基础非常好。

抗战时期，晋察冀边区第四军分区和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就曾驻扎在平山县，中共北方分局、晋察冀边区政府、晋察冀军区等首脑机关也曾在这里办公和居住长达三年半之久，其中就有部队和机关驻过西柏坡村。

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，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县，而西柏坡则是其中的模范村。这个小村庄年冬就开始有党组织，到了年时已有党员40名，占全村人数的12.3%；党员们分布在33户，占全村户数的33%，可见党组织和群众基础之牢靠，所以在政治方面的调研中，第二批考察组非常满意。

最终的考察结果是：西柏坡距离石家庄90公里，交通便利，可进可出。从军事上看，这一带依山傍水，地势险要，易于防守；从政治上看，这是抗战时期的老根据地，群众觉悟高且民风纯朴；从自然条件上看，该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，物产丰富，环境幽静，适合大机关居住和办公。

于是西柏坡正式成为中央工委选择的新驻地，年7月12日，少奇同志和朱老总率领中央机关进驻西柏坡，为保密起见，对外代号称为“劳动大学”，少奇同志担任校长、朱老总为校董，两位首长分别以“胡校长”（少奇同志化名胡服）和“朱校董”相称。于是，中央工委就在西柏坡安顿了下来。

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之后，朱老总直接指挥了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，野战军一路打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胜仗，歼敌余人。年11月石家庄解放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体，华北大局已定，如此西柏坡变得更加安全起来。

六、毛主席终于来到西柏坡。

到年春，毛主席和“中央前委”转战陕北已经一年有余，西北战场上的形势也得到根本好转：是年2月底，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发起“宜瓦战役”，全歼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和两个整编师约余人，胡宗南一败再败，至4月21日我军胜利收复延安，由此“中央前委”也胜利完成了在陕北牵制胡匪的任务。

与此同时，我陈粟、刘邓和陈谢三路大军已开始逐鹿中原，解放战争即将转入战略大反攻阶段，毛主席、周恩来对前线部队和高级将领的就近指导成为必需，而陕北距离中原地区过远，显然已经不太合适。

比如年在陕北召开的“小河村会议”，晋绥的贺龙司令员、晋南的陈赓司令员等首长，就要赶很远的路前来参会，时间和安全都很成问题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“中央前委”正式决定东渡黄河，前往河北与“中央工委”、“中央后委”完成会合，有效地领导新局面下的解放战争。经过长途跋涉，毛主席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率“中央前委”于年4月底到达华北解放区，首先进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：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，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“城南庄会议”。

也是在城南庄，发生了有敌特告密，引来敌人飞机轰炸主席住处的恶性事件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毛人凤阴谋实施的轰炸行动，并非发生在西柏坡。显然，在距离城市过近的城南庄，想做好中央机关的保密工作实在是困难重重，还是山青水秀位置隐蔽的西柏坡更合适些。

于是年5月27日，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正式抵达西柏坡，周恩来因此称其为“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”。

跟南京政府那些豪华宽大的作战室不同，在西柏坡一间只有35平方米的土砖房里，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运筹帷幄，从豫东战役开始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多次大型战役，尤其是被称为“大决战”的辽沈、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，从年9月至年1月历时五个月，从根本上打垮了南京政府的反动军队。

更由于西柏坡较好的地理位置，在战略大决战阶段，若干前线将领都可以来到西柏坡（或城南庄），当面陈述建议和领受任务，比如陈毅、粟裕、刘伯承、罗荣桓等各野战军首长，而西柏坡在党史上也有重要意义，那就是在这里召开了党的“七届二中全会”。

年1月，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，会议通过了《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》的决议，明确提出：“北平解放后，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。这次会议的任务是：1、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；2、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；3、.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；4.、批准军事计划；5.、决定经济建设方针；6.、决定外交政策；7、其他事项”。

因此在平津战役完全取得胜利后，从年3月5日起至13日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即在西柏坡胜利召开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、中央候补委员19人、列席会议的11人，由“五大书记”组成的主席团主持了此次会议。

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，是解放战争时期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，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，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、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。

尾声：

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，毛主席在讲话中特别指出：经过辽沈、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，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，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，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。

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，根据新形势的要求，年3月23日，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了西柏坡前往北平，西柏坡也由此成为我党我军“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”，毛主席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近十个月的时间。

如今的西柏坡村，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，当然也是红色之旅的重要目的地，它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中部，总面积为平方米。由于解放战争时期在这里发生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，同时也为革命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，遂有“新中国从这里走来”的美誉。

（如今的西柏坡）